真话都是多余的
2010-11-30 23:2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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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读《多余的话》是在文革中,16岁?同学中间的手抄本。那时红卫兵砸了瞿秋白的墓。实际上瞿秋白从烈士变成叛徒,是在比文革更早的1964甚至1962年,与四人帮无关。1962年香港自联社出版了《瞿秋白传》并附录了《多余的话》全文,1963年,《历史研究》发表了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由此毛泽东在调阅了《多余的话》后说:“看不下去。以后要多宣传方志敏,不要宣传瞿秋白了”。

 

要说革命操守,瞿秋白的操守和切格瓦拉一样坚贞不屈,1935年6月18日,临刑前,瞿秋白用俄语唱了《国际歌》,饮弹身亡。最近我又读了一遍《多余的话》,感觉它一没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吹捧国民党,四没向敌人乞求不死的意图。……但是它为什么竟让本该是革命烈士光辉形象的瞿秋白,背上了叛徒的罪名?

 

我觉得根本在于意识形态上。在“革命”这种意识形态完全制度化、道德化的国度里,这篇《多余的话》极其超前。因为,也许到了将来,我们才会渐渐脱去革命这件意识形态的外衣。瞿秋白的境界,即使在他牺牲75年后,在当代中国都很少有人能够超越,所以他也是绝对孤独而不被理解和认同的。他的题记用《诗经》的成句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两句诗,就已经预告了此文的难解。

 

按瞿秋白本人的说法,他只不过在死前“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最坦白的话,就是真话。我觉得贯穿全文中心是这句话: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早年为谋生进了免学费的俄文专修馆,“当时并不知道俄国已经革命”,接下来的每一步都是历史选择了他。他说:“可是,在当时的莫斯科,除我以外,一个俄文翻译都找不到。……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表面上,瞿秋白似乎在表达自己矛盾于文学和政治的撕扯当中,表达自己内心的脆弱、痛苦和无奈,实际上我读出的还不仅是在文学和政治之间的选择、被选择终至别无选择的问题,不仅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而是政治,在瞿秋白那里似乎出了问题。

 

今天我们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脉络要追溯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追溯到马克思主义。瞿秋白正是马克思意识形态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他两度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是中共早期的理论家和宣传家,他准确翻译了《国际歌》。瞿秋白的终极理想,是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所谓的民权的社会。

 

实际上,推/翻/专/制/社/会/的/革/命,如/果/没/有/一/个/更/集/权/的/力/量,是无法到达目的的。马克思意识形态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论,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有具体的描述:“不过,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我心上就很安慰了,因为这同我当初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致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段。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所谓民权社会),一定要先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

 

其实马列主义政治的这种理论比起千百年来中国的改朝换代并没有多出什么东西。这/种/集/权/理/论/的/核/心/是“谁掌权、谁控制”(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而惟独缺少了控制“控制者”的机制。就我们在瞿秋白身后所经历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失败,正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这种浅薄和没有控制“控制者”这类设计思想为基础理论的。所以说,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失败并不是一个实践问题,而是政治设计思想的问题。无论俄国革命还是中国革命,都/是/以/民/主/为/目/的,以/专/制/为/结/束/的。

 

1927年,依据斯大林的意志,瞿秋白取代了一手提拔他的陈独秀,这绝非出自瞿秋白的本意,他说:“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上(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独秀虽然仍旧被选,但是对于党的领导已经不大行了。武汉的国共分裂之后,独秀就退出中央。那时候,没有别人主持,就轮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其实,我虽然在一九二六年年底及一九二七年年初就发表了一些议论反对彭述之,随后不得不反对陈独秀,可是,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我确是一种调和派的见解。当时只想独秀能够纠正他的错误观念,不听述之的理论。等到实逼处此,要我‘取独秀而代之’,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之‘不合适’,但是,又没有什麽别的辨法。”瞿秋白个人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革命机器使然,革/命/意/识/形/态/下/的/集/权/使/然。如果认为革命会产生民主,那才是白痴。一旦革命发生,只有列宁、毛泽东这样的铁腕人物才能生存。

 

中共的革命是以建立民主国家为目的的,但是民主制度是以封建制度为基础的,像中国这样王权发达、用/中/央/集/权/代替分封制、早就废止了封建制度的国家,民主制度极难生长起来。两个或多个野兽是民主,一个圣人不是民主。世界上包括英国在内的的许多国家的历史都证实了/人/民/革/命/只/会/产/生/新/的/暴/君,因为民主制度的萌芽不是人民参政,而是社会上层内部的多元化。革/命/不/但/只/会/复/制/专/制,更可悲的这种意识形态会造就千千万万革命者的/专/制/人/格。

 

1928年瞿秋白受李立三批判,1931年瞿秋白受王明批判,被解除政治局职务,同年瞿秋白参与左翼文学运动受周扬排挤,1933年瞿秋白从上海到江西,组织上不允许妻子与他同行,最后是1935年长征开始。两度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瞿秋白被遗弃在江西。长征本是逃命,对于中共高层的每个人来说,走,意味着生;留,意味着留给蒋介石包剿而至的五十万剿匪大军来剿灭,意味着死。要说年纪,比他大20多岁的徐特立、谢觉哉都能带走,要论体弱,生病的邓颖超都能在担架上“躺”过长征。只是长征前的中共受命于俄国共产国际王明路线的集权统治,瞿秋白是异己。此时瞿秋白的难兄毛泽东也正不得烟儿抽,几次为瞿秋白说情无果,毛泽东本人能被带走而不是留下,真是他个人生死的侥幸也大大缩短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他后来成为中国社会的继续革命意识形态的主要提供者。

 

尽管革命将持有不同观点、思想的人视为必须批判和消灭的异类,与现代政治应具备的民主、法治、多元、自由、开放、宽容和理性不相容,然而随着中国革命的成功,中国人民还是越来越相信革命的意识形态是关于世界的惟一真理、是动员和凝聚社会的精神力量、是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最高道德典范。特别我们一代人就是在革命意识形态的教育下长大的,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完全被政治化了,几乎所有的人都成了政治动物。重读《多余的话》,我发现,瞿秋白在75年前就对这种主流意识形态表示了决绝的态度:

 

“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地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里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

 

“扮演舞台上的角色究竟不是自己的生活,精力消耗在这里,甚至完全用尽,始终是后悔也来不及的事情。等到精力衰惫的时侯,对于政治的舞台,实在是十分厌倦了。”

 

“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我一个人的身后虚名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大不应该的。所以虽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

 

本该是一个“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瞿秋白,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却毫不犹豫地脱下了革命这件意识形态的外衣,拒绝了烈士这顶桂冠,之后,他从容就义,给历史和后人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以至在他牺牲后的20多年里,人们都还认为《多余的话》是国民党假造的。现在,人们相信了《多余的话》不是伪作,然而,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言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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