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柯与《戏剧报》的陈素真事件
2010-12-23 11:2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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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剧报》的“陈素真事件”在1957年反右后一再被提起,到了文革就上升为著名的反革命事件了。陈素贞是1935年就唱红了的豫剧表演艺术家,豫剧五大名旦之一,号称“豫剧皇后”、“河南梅兰芳”、“梆子大王”等等。作为豫剧陈派的创始人陈素真比常派的常香玉还要早成名两年,常香玉是1937年成名的。1949年后陈素贞辗转来到甘肃,1953年在兰州创建了“素贞剧团”,自任团长。

 

  1955年《戏剧报》第9期发表了甘肃省文教部文艺处署名朋鸟的批评文章《人民不欢迎这样的“名演员”》,作者是甘肃省委的两名干部范克俊和王鹏。那时,覃柯还在上海,在上海市文化局作团委书记,还没到《戏剧报》工作。

 

  1956年,覃柯在北京学习的丈夫陈默决定留在北京工作,为了照顾夫妻关系和已有3个孩子的家庭,上海市文化局的副局长钟望阳同意把覃柯也调到北京,这样覃柯就进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的《戏剧报》,新手上路,她这时只是舞台艺术组分管表导演艺术的一个普通编辑。

 

  1956年12月,覃柯被《戏剧报》编辑部派往郑州,参加河南省首届戏曲观摩会演,这期间她接到来自北京的《戏剧报》的指示:要覃柯代表《戏剧报》向河南豫剧界的豫剧大王陈素真道歉,并要向陈素真表示,《戏剧报》要公开为陈素真“恢复名誉”。

 

  《戏剧报》领导明确告诉覃柯,之所以一定要这样做,是因为陈素真向当时也在在郑州观摩会演的的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告了状”,因此要覃柯就近向当时在郑州的田汉请示陈素真问题,争取田汉的“领导”。

 

  同时编辑部还要覃柯写一篇为陈素真恢复名誉的文章或报道,并随信给覃柯寄来《戏剧报》1955年发表的署名朋鸟的批评陈素真的文章简报等材料,让这个新编辑了解整个事件的起因,以便写好为陈素真“恢复名誉”的文章。覃柯遵照编辑部的旨意起草了一篇稿子交给田汉审阅,田汉看后不满意,没让发表。后来田汉干脆自己为陈素真写了一篇文章恢复名誉,发表在1957年6月22日的《人民日报》上,标题干脆就是《人民需要这样的演员》。

 

  陈素真由于在甘肃闹得不愉快,于1956年离开甘肃,来到保定,调入河北省豫剧团领衔主演。1957年,为了配合5月份陈素真率河北省豫剧团的来京演出,《戏剧报》决定公开为陈素真恢复名誉,不但要发表甘肃省省委文教部文艺处和朋鸟关于“陈素真事件”的检讨文章,还要覃柯负责向陈素真组织一篇个人“申诉”的文章。于是陈素真交来《我申诉我在兰州的遭遇》,覃柯负责对其文字进行了修改。

 

  1957年2月《戏剧报》发表了陈素真《我申诉我在兰州的遭遇》,接着编辑部又设置了一个为陈素真大张旗鼓恢复名誉的特辑,标题为“对陈素真同志的批评是错误的”,在目录上用黑体加以突出,表示是要目。在这个特辑里,发表了甘肃省文化局的《来信一件》和朋鸟的《我的检讨》。

 

  这两篇来自甘肃省委的检讨说:“为了人民戏剧事业的发展,为了鼓励陈素真同志努力进步,为了批评教育犯错误的同志(注:指范克俊和王鹏等人),请《戏剧报》公开更正,以挽回工作中的损失,并维护陈素真同志的名誉。”

 

  最值得注意的是,《戏剧报》为陈素真恢复名誉的特辑还以醒目的位置,发表了一篇《编者的话》,编者话云:“我们编辑部在刊登朋鸟同志批评时,虽曾征得中央及当地文化艺术领导部门的同意,但编辑部并未作切实的调查核对,即贸然刊出,给予陈素真同志很大的打击,在人民群众中也留下不好的影响,这无疑地给戏剧事业带来了损失。刊登这篇文章,编辑部是有错误的。我们在此公开向陈素真道歉,并以此作为我们今后工作的教训。”此处“曾征得中央及当地文化艺术领导部门的同意”,当地文化部门当然就是指的甘肃省,那么中央是指谁呢?原来,是周恩来总理,是周总理看了朋鸟的文章要《戏剧报》发的。

 

  关于陈素真问题的申诉、检讨、道歉刚刚完成,政治风向又一下子大变。1957年4月开始的整风运动,只有两个月的时间,6月8日中共中央就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时《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大规模的“反右”运动开始了。彼时恰逢陈素真到北京治嗓子,住在田汉家里,戏剧界头号右派分子吴祖光的专案组在田汉家里开会,据说陈素真偷听到了机密,给吴祖光通风报信。

 

  陈素真从北京回到河北后不久,田汉突然从报纸上看到,河北省把陈素真定为右派。田汉觉得陈素真刚刚从甘肃调到河北,不至如此,就拟了一份电报给河北省的领导,请求不要把陈素真划成右派。这个电报稿被《戏剧报》主编伊兵看到,伊兵当即把电报扣下,说不能发出去,河北省已经定了,不可能改变,你去说情,说不定你也会因此而陷进去,包庇右派的人也是右派(见《屠岸自述》)。伊兵这样做显然是为了保护田汉。 1949年后,在政治上,田汉有个绰号叫做“无轨电车”。

 

  从1957年9月17日的《人民日报》上,可以查阅到批判右派陈素真的文章。内容主要是把陈素真和吴祖光联系在一起,包括住在田汉家时偷听了反右斗争的机密给吴祖光通风报信(注:现在看来这件事纯属推测,查无实据的),还有就是在河北省豫剧团成立民革支部(陈是民革成员),“叫嚣今后团里的事不经民革支部就通不过”等等。

 

  陈素真划成右派后就不能再唱戏了,她1958年去了邯郸戏校任教。1958年8月,陈素真从邯郸到北京田汉的家里找田汉,彼时剧协正有人在田汉家开会,于是几个领导决定田汉不能见右派陈素真,可右派已经进了家,怎么办?他们接着又决定让人微言轻的覃柯去挡驾,田汉对此也默许,可就在覃柯去对陈素真说田汉不在家的同时,田汉却出现在另一个侧门里,向陈素真招手:“来!陈素真同志,你来!来!”……

 

  1962年陈素真从邯郸戏校调入天津市豫剧团。1970年陈素贞全家被吊销城市户口,到天津东郊军粮城公社二村插队落户,长达9年零3个月。

 

  1968年3月,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中国戏剧家协会曾经的领导贺敬之和张颖联合给覃柯贴出了一张大字报,题为《我们对田野问题的看法》(田野即覃柯),其中关于当时属于反革命级别的“陈素真事件”,大字报上这样说:“田野和田汉一起勾结陈素真干反革命勾当”。

 

  贺敬之是著名诗人,张颖1939年在重庆当过周恩来的秘书(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中共南方局文委秘书),也是周总理的干女儿,她的丈夫章文晋是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陈素真事件”发生期间,张颖既是《戏剧报》负责人之一也是覃柯的顶头上司,所以贺、张二位的话不可不信;然而文革的大字报又不可全信。于是乎,就有了本文,——田小野从这张大字报的指控出发所作的查证与核实。

 

 

 

 

附:1957年2月发表在《戏剧报》上的陈素真《我申诉我在兰州的遭遇》

 

我申诉我在兰州的遭遇

陈素贞

 

这件发生在1955年5月,兰州市对民间职业剧团进行普查登记工作的时候,文化局的工作组到了素真剧团。我知道党的政策是正确的,政府派了干部到剧团,主是为了帮助剧团搞的更好,因此,工作组未到剧团之前,我是天天盼望,要知期望与事实相反,工作组到了剧团甚么事都未做,首先却鼓动演员和我对立,拿我当恶霸地主来斗争,几乎把我毁在那次的普查中。想起那时的事情,现在还使人感到心寒。

 

素真剧团是1953年5月成立的。到55年普查登记时整整两年,在这两年中为了建团,我费尽了心机,受尽了穷累,这里演员质量低,我若一天不演出,大家生活就成了问题。当我怀孕六个多月时,还大着肚子演出了四十余场。由1953年9月起,有八个月时间,我每天几乎都没有睡足六个钟头的觉,嗓子哑了也得演,腿病、关节炎犯了,疼的柱着棍走路,每天还是演。从1953年5月底,剧团决定我的待遇是全团收入的40%,但为了建团,有九个月我实际连4%也没有拿到过。我个人的困苦,就无法形容了。1954年1月,通过兰州市文教局赵科长和剧团一起商议,决定把我的待遇改作五十份,另外每天给我二十元生活补助费,因当时剧团营业情况并不好,五十份常常是分不到的。1954年5月,剧团的副团长席轩(反革命分子现在逮捕)鼓动演员,要求改变我和一部分人的工资,于是由团务会和全体演员通过,把我的工资改为拿“加子”,就是说我不上台演戏,票价只卖五角,我演不拿钱,我上台演戏时,票价七角,我从每张票中抽两角。当时剧团人员复杂,坏分子使用两面派的手法挑泼离间,我们建团,困难极多,可是剧团十分之八九的同志都是好的,他们相信我,爱护我,支持我,和我一样的拚命苦干。我觉得解放后党和政府是百般爱护和提携我们艺人的,今天我能把剧团搞好,多作些工作,也是对党和政府的报答。因此,我把剧团当作自己的家,把剧团的同志当作兄弟姐妹,我们就在那种明建暗拆的环境中进行建团,想想这两年的工作是多么不容易啊!

 

以范克俊、王鹏(即朋鸟)为正副组长的工作组进团后,他们宠信了席轩等一些坏分子,不把我们看作剧团的主要劳动者、创办者和领导人。口口声声说我是资产阶级剥削者、剥夺了我所担任的团长职权,罢免了我爱人赵玉麟(也是主要演员)所担任的团委会主任委员职务,把我和赵玉麟的工资减去三分之二,把一个到团不到两个月的白玉法升为副团长代理团长兼团委会的主任委员。他为人德、才、资三不占一,就因为他能在会上积极发言斗争我。因为工作组认为谁斗争我斗争的最厉害,谁就是“敢向资产阶级作斗争”,就是进步。否则,就是走资产阶级的路线,是陈素贞的尾巴,就是落后。最使人痛心的,当时我刚刚生产六天,赵玉麟又到外地学习去了,家中只有一个老保姆,她仅能给我看看小孩,别的事全不能做,而剧团的同志,谁也不敢来看我。上海一位朋友寄给我一口大箱子,我没法去取,便托剧团的陈静亭同志到车站替我取回,被范克俊、王鹏看见了,他们把陈整了几天,并限制他的自由。我积蓄的生产费,过去全部借给剧团使用,可就在这时,正当我生产中须领用钱时,剧团非但分文不给,反而说是我剥削来的。还把我的行头充公,他们的理由是:1953年建团时,我曾向文化局借了五千元添置行头,作为自己的私财。而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当时五千元,邀角和路费等用去了三千七百元,剩下一千三百元派人到北京、上海买服装,共花了三千六百多元,欠下二千多元,因钱少买来的服装不够用,我就将自己的戏衣、头面等拿出来,凑成一堂戏箱。剧团曾为此研究过多次,最后决定由我负责偿还所有贷款,戏箱归我所有,因戏衣损失很大,并需要添补,决定由剧团每天出十二元折旧费。工作组认为这是剥削,范克俊逼我写了三千五百元的退款字据。但对剧团所借我的三千多元,竟一字不提。因此我在生产中吃的是稀饭、素面条。幸好有一个学生偷偷给我送去了十几个鸡蛋,否则我连鸡蛋也吃不成了。有一次,我向剧团拿了二十元,工作组干部胡光晏和席轩便召开大会斗争我,白玉法的助手马双耻在会上对我破口大骂。胡光晏、席轩、白玉法并说,要和我斗争到底。

 

别说我是剧团主要劳动者,党和人民给过一定荣誉的演员,即使我只是一个家庭妇女,在生产期间,应不应该照顾一下呢?监狱的妇女生产,政府还各方照顾,怎的我陈素贞还不如犯人吗?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感到很痛苦。我想我为什么要搞剧团呢?只是为我个人吗?要是为了个人,我加入任何剧团当演员,也比在素真剧团舒服得多,现在不但劳而无功,反而有罪,真是无理可讲啊!

 

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无法再干下去了,我先后对范克俊、王鹏提出要回河南。王鹏说:“你走吧,没人拦你,你可别后悔。”又说:“你走试试,都是共产党领导的,你走到那儿也不能演戏。”范克俊说:“我看你要一失足成千古恨!”我当时和他们冲突了几句,还不明白他们话里有话,直到1955年9月份戏剧报上登了朋鸟写的一篇“人民不欢迎这样的‘名演员’”后,我才明白他们这些话的用意了。原来他们知道普查中把我整的不轻,又知道我性情固执,绝不会再在兰州工作下去。同时他们自己也把剧团搞的一塌糊塗,好多演员都不想干了。他们就想用阴险毒辣的手段,在“戏剧报”上毁我的名誉。使我在文艺界不能抬头,各地剧团都不敢用我,只能呆在兰州受他们的压制。

 

朋鸟那篇文章,别说全部都不是事实,即使有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是正确的,我就愿意请求政府拿我当全国文艺界的典型坏人来严办。朋鸟说,我是以剧团作为赚钱的资本,所例举关于我的工资和戏箱问题,我前面已经说过了,不再重复。我也不愿过于繁琐地一一辩驳他所歪曲捏造的事实,我只想再举出一个例子,请大家看看真象:朋鸟说我享受“特别开支”、“格外照顾”,包车、保姆、电灯和房租等费用由剧团负担。实际情况是怎么的呢?房租水电由剧团开支,是剧团统一规定的制度,凡是剧团的每一个成员,都共同享受这种“特别开支”的。包车的车,是普查前,范克俊作为文化局干部关心演员,知道我有关节炎病,觉得应该得到剧团照顾,向剧团建议由剧团通过给我包一部三轮车。保姆费由剧团开销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朋鸟说,我和剧团的人处不来,不想跟他们一块儿干,是故意和剧团群众为难。实际上,我所合不来的只是席轩等那些坏分子,几年来,我吃够了他们的苦头。我也曾把他们的情况反映给工作组,而朋鸟他作为普查工作组负责人之一,是不会不了解这些事实的。他这样诬蔑我,只能说明他是有意的想打击我。我请求政府给我作主,弄清是非。

 

1955年8月,我在河南参加人代大会,因普查那几个月精神上的刺激,开完会我就病倒了,在开封家中休养,我准备病好到郑州、新乡、洛阳等地作一次短期巡回演出,慰问工人同志。但由于看见“戏剧报”上朋鸟的这篇文章,我又返回兰州,到处奔跑,要求恢复我的名誉,可是凡是我见到的首长都说工作组有偏差,朋鸟的文章写的不对,我叫喊了八个月谁也没有给我解决。一直到1956年8月,甘肃省委文教部才组织工作组,对过去的普查工作进行了复查,但领导上并没有认真帮我恢复名誉。这些年来,我觉得党和人民对我们艺人还是重视的,但兰州文化局却始终用旧眼光看待我们演员。我不愿意再受他们的打击。这就是我坚持不愿意留在兰州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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