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希贤阿姨的跌宕人生
2010-11-29 15:3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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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瞿希贤一生当中写的第一首歌曲,是用浮士德的一段哲理诗谱写的:

   在命运的风暴里,

    在存在的浪潮中,

    我上升,

    我下降,

    死和生是永久的海洋,

    生活和运动,

    在这永久的太空。

   1938年,在瞿希贤写下她人生第一首歌的时候,她只有18岁,她从没想到自己以后会成为作曲家。她还没有从中学毕业,她就读的上海清心女中,是一所用英语教学的、体现西方现代教育理念的教会学校,钢琴是选修课,瞿希贤选了钢琴。

   1937年秋天上海沦陷,日本人的炸弹炸毁了瞿希贤家的房子,她全家只好搬到法租界。清心女中虽然是教会学校,却早就有共产党的组织,瞿希贤从初中起就参加了上海清心女中读书会,神秘和兴奋,还有浪漫和向上的欲望。瞿希贤在读书会也读大部头,马恩列斯,不懂的就跳过去,读列宁的讲话,读到括号:(列宁笑了),瞿希贤也笑了。实际上列宁斯大林这些政治鼓动家,都是很会讲话的。

   上海清心女中读书会是受罗叔章的妇女救国会的领导的,读书会的负责人叶嘉馥,一个比瞿希贤只大1岁的女中学生,那时就已经是共产党员了。国难当头,共产党的宣传无孔不入,当女中学生的抗日激情与对共产党的青春向往融汇在一起的时候,她人生的政治坐标无形中就确立了。1938年是她生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起点,这一年她穿上了安徒生童话里的那双欲罢不能的红舞鞋,无论是她追随共产主义的政治人生还是她创作革命歌曲的艺术人生,都是从这一年开始。在冥冥之中,她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中学尚未毕业的瞿希贤和清心女中的几个同学一起偷偷离开上海去找共产党,她们以为只要走出上海,去找就能找到。其实谈何容易?颠沛流离的艰苦给她们以更多的浪漫的想象,无论住在哪里,她们都要给周围的老百姓小孩子教唱抗日歌曲,她们以为这就是在做救亡工作了。1938年春天,瞿希贤终于辗转找到湖南平江新四军留守处并加入共产党的时候,同学里只剩下了瞿希贤和叶嘉馥两个人。

   瞿希贤最初创作的歌曲都是《无家别》这类打鬼子的:我像那村边摇摆的一株柳,折去了枝呀又断了头,无钱无米呀又往哪边走,赶走了鬼子兵,才能报清我的仇。她1940年考入重庆国立音乐学院二年级,1941年回上海,以同等学力(中学未毕业)考入圣约翰大学英文系,1944年毕业获英国文学学士学位。1943年瞿希贤入上海国立音专作曲系,师从德籍犹太人弗兰克尔,1948年毕业。她的毕业作品是和政治讽刺诗人袁水拍合作的《老母刺瞎亲子目》和《李幺妹出嫁》两部大型组歌,这都是通过反对国民党抓丁来反内战的:“河里结冰雪纷纷,打完国仗又打自己人,抽丁抽不到有钱人,抽到我的儿子二十零。……钢针尖尖拿两根,刺进了我儿的眼睛,一声惨叫鲜血喷,孩儿啊,他们不要瞎子去当兵。”李幺妹出嫁也是悲剧,热闹的农村婚礼中,保长拉走了新郎官去当兵,新娘一头碰死了。

   五十年代后的歌曲创作,音乐界的业内人士往往会以她的两个“全世界”来概括:1953年的《全世界人民心一条》和1964年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两首歌,毫无疑义是领一代风骚的,特别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说它是第二首国际歌,也毫不过分。至于瞿希贤创作的其他歌曲,工人叔叔唱的《我们要和时间赛跑》和农民伯伯唱的《一条大道在眼前》也很雄健刚毅和中国气派。小朋友们唱的《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更是用音乐开掘到了一代人的感情深处。瞿希贤写的合唱曲《牧歌》,也被誉为中国合唱史的经典、无伴奏合唱的珍品。

   在命运的风暴里,在存在的浪潮中,——上升,她像一盆被举放在最充足的阳光下的一盆鲜花,美丽地绽放着,她从50年代初的全国青联代表、全国妇联代表一直当到后来的全国人大代表,年年的全国人大代表。是的,她的上升离不开政治。她是政治抒情作曲家,她走的绝不是一条追求艺术的道路。因为在在命运的风暴里,在存在的浪潮中,她别无选择。她只能被这风暴,被这浪潮,席卷着裹夹着,上升然后下降。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同样是因为政治,她被漫漫铁窗关押了6年零7个月。

  

   (二)

   6年零7个月的牢狱恰恰是瞿希贤从青少年时代就全力追随并且无限景仰和热爱的共产党的牢狱。起因是1939年6月12日国共两党合作又摩擦的湖南平江惨案。蒋介石的秘密命令,杨森的第27集团军派特务营一个连,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包围了新四军驻湖南平江县嘉义镇的通讯处,那天连枪杀带活埋,至少有七八个烈士,而身居杨森总部文工队又同属新四军通讯处的两名女共党叶嘉馥和瞿希贤,却活了下来。这两个上海女中学生怎么没像丹娘那样英勇就义呢?

  我们暂且不去考证最初孙中山爷爷为何放弃对帝国主义的幻想,转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暂且不从今天的状况去探究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孰是孰非。只就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认识,我本人就经历了黑格尔的正题、反题、合题三个阶段。古希腊的辩证法和康德的辩证法都是由一正一反两个要素构成的,黑格尔则在“正题”和“反题”之后又加上了“合题”,形成著名的“三段式”。

  特别是当我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地走进瞿希贤阿姨同时也走进了我父母那一代抗日青年的真实生活后,将抗日青年的父辈与知识青年的我辈,两代人追随共产党的心路历程进行比照后,更是充分认识到,这绝不是一个孩童般幼稚的黑白分明的好人坏人的问题。

  在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青年知识分子对在野的共产党的感情恐怕是后来者难以想象和难以理解的。日本鬼子的进犯,民族危亡的关头,在野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号召无疑地较之执政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于身怀民族大义的热血青年来说,更具有无法抗拒的魅力。

  在八十年代中期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的瞿希贤的歌曲选集中,抗日战争的歌曲有6首,其中《幕阜山》的词作者是我的父亲陈默:

幕阜山啊幕阜山,

你雄踞在湘鄂赣,


你受尽了敌人的蹂躏,

你受尽了强盗的摧残。

然而你依然勇敢地站起,

忍受着痛苦,

按着了创伤,

永远不停地呼唤,

呼唤中华的儿女,

抗强敌,救危亡。

幕阜山啊幕阜山,

你雄踞在湘鄂赣,

千千万万的战士在身旁,

用鲜血洗刷你的耻辱,

用鲜血医治你的创伤。

我们要叫日本强盗在这里灭亡。

 


 

  我从瞿希贤阿姨的病房回来问父亲:当年《幕阜山》这歌,你写的那千千万万的抗日战士,就是国民党军队的战士吧?父亲想了想:那当然,那是在杨总部写的,当然是国民党军队的战士。

 


  杨总部就是四川军阀杨森的总部,当湖南成为抗日前方的时候,杨森的27集团军步行奔赴前线,每天翻山越岭走100多里的山路,晚上还要自己打草鞋。尽管每天只吃一顿干饭和一顿稀饭,但官兵杀敌心切,日夜兼程。由贵阳到长沙,一般要走59天,但他们仅用14天就全部到达。从贵州出发前,所有军官都留下了遗嘱,表达誓不生还的决心。在薛岳指挥的重创日本主力的惨烈的长沙会战中,杨森命令师长一律在前线督战。


  我17岁的父亲就是在国民党杨森部队的文工队里认识了解并且决定终身追随共产党的,可见共产党的宣传有多么的深入。在国共合作时期,允许个人的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的双重身份。父亲回忆在文工队排戏时,会看见有人带着沉重的脚镣手铐被解押着从排练场经过,晚饭的时候大家在一起议论今天又杀共产党了。父亲把他读过的一些共产党的小册子寄回老家,老家大哥要他千万不要再寄,说最近镇上因为读这种小册子枪毙了好几个青年人,其中就有父亲的同窗好友。在我听来,那是一个杀人如麻的时代,父亲亲眼看到有个小战士患有精神病,爬到一棵大树上唱歌不肯下来,最后被一枪击毙落下来。


  两次国共的合作与破裂,共产党在意识形态的传播上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我认为,对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政治取向来说,国民党之所以失人心,一是在宣传上疏于防范,二是大开杀戒,所谓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如此我也就对后来政权的严酷的舆论监控以至几近灵魂暴政的做法有了历史性的理解。至于杀人,毛泽东是说过一个不杀的,大部不抓这样的话的,帽子拿在群众手里。意识形态领域的灵魂专政、群众专政是毛泽东的首创,他也是一个大赢家。


 

  在新四军通讯处搜出来的名单中,这两个会弹钢琴又能说一口流利英文的小女生的身份是“伙夫”,而通讯处的共党新四军,都是一些文化水准很低的手工业劳动者。大概出于怜香惜玉吧,地方军阀杨森留下了她们,但是要她们在报纸上声明脱离共产党,她们照办了。接着她们却没有去别的任何地方,她们的下一站,是周恩来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曾家岩50号。后来,在中共党组织的安排下她们双双回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在大学重新加入了共产党。解放后,瞿希贤和叶嘉馥,一个成为新中国第一女作曲家,另一个则在中国消灭了血吸虫病,成为著名的医学专家。医学专家的辉煌业绩曾令伟大领袖毛泽东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写下一代人耳熟能详的《七律二首 送瘟神》。

 


  在命运的风暴里,

  在存在的浪潮中,

  我上升,

  我下降,

  ……


 

  如果这是时代的政治的风暴和浪潮,那么瞿希贤的上升还在后面。六十年代中期有三个重要的政治人物托举了她。第一个是毛泽东,北京文艺界层层传达毛泽东听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后赞扬说这歌“震撼人心”;第二个是江青,她把瞿希贤单独请到中南海她的家中,一起吃饭加散步,表面她在向瞿希贤请教音乐问题,实际上她要告诉瞿希贤她是个“文艺战线的哨兵”;第三个是周恩来,文革初始,他通过秘书给造反派打电话说:瞿希贤为人民写了许多好歌,今后人民还要唱她的歌。

 


 

  然而这三把大保护伞也没能保护得了瞿希贤。她六年零七个月的牢狱之苦,竟然是出于她的那位生死与共、荣辱与共的好朋友叶嘉馥的一纸揭发!那个从上海清心女中时代就加入了共产党的瞿希贤的政治领路人、那个担任国家血防站站长的著名医学专家。一纸揭发。引出一条某卫戍领导的批捕令。

 


 

  有人说叶嘉馥抗不住高压发作了精神疾病,因为叶嘉馥同时还揭发了自己的丈夫。瞿希贤不这样看,她说叶嘉馥是因为对党太忠诚了。她毫不怨恨叶嘉馥,她说如果不是叶嘉馥,她也许会身不由己追随文化革命的伟大的旗手江青同志,做出许多让自己真正追悔莫及的错事来。

 


 

  瞿希贤说,七十年前的1938年,她创作的第一首歌,是为浮士德的一小段哲理诗谱曲。到了88岁回过头来看18岁写的这支歌,似乎是预见性的箴言,命运,风暴,浪潮,上升,下降,死和生,…… 笼罩了她的一生。国家和民族的命运,革命的风暴,政治的浪潮,上升或是下降,而她最终面对的,是死和生的问卷。

 


(三)


 

  晚年的瞿希贤对于安乐死的见解是超前更是惊世骇俗的:好死胜过赖活着!她是一个始终站在时代最前沿的人。以85岁的高龄上网冲浪,并且结交了一帮四五十岁的网友,这本身就超越了她的年龄。2007年4月她终于病倒了,这是2007年5月9日瞿希贤在和平里高干病房与我的谈话:

 


  1/马寅初的人口论,主要关系到全中国人民在五十年代面临的重大问题,可是当时一点都没有得到理解。还说什么抗美援朝一人一口唾沫就把美国佬淹没了。这是中国农业社会的传统文化造成的。这样的科学的有远见的救国良方。不幸当时未被采用,人口的增速,可怕的基数,造成的苦果,80年代才提出计划生育节制生育的国策。


  2/老龄社会正在到来,我们已经听到了它的脚步声。有生必有死。新陈代谢是宇宙规律,花开花落。高龄老人更应该理智对待,不要害怕,要坦然。人体是物质的。你是一架机器,不可避免的磨损,不可避免的病痛。酸痛。生命长,是幸事还是祸害?我同意巴金的话:长寿是一种折磨。中国应该通过安乐死的法律。安乐死是最人道的。世界上,荷兰和比利时都有安乐死的法律。高龄老人在本人自愿的情况下,应当有资格申请安乐死。我在30年代末参加革命,现在进到老年阶段,大风大浪中活过来,一生都是忧国忧民,一生都是奉献。我不愿意在晚年成为一个被供养的人。无所能是最痛苦的。病痛也很无奈的。我对社会已经没有什么用,不要求什么待遇,只希望最后能得到安乐死的待遇。奉献一生,最终还得不到好死吗?有没有资格得到好死吗?人类会越来越正确地认识生与死,享受生,也要懂得享受死亡。安乐死是死亡的享受,是好死。


  总之,好死胜过赖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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