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将功成万骨枯(上)
2010-11-29 15: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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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毛对于长征的决定并没有参与,当时有权做出撤离江西根据地决定的领导小组的3个人物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德国人李德,博古和周恩来。

  没人同毛商量,也没人听他的意见,他提出过要带上瞿秋白,可没人采纳。早在长征开始的两年前,毛就失去了军事和政治的决策权,政治局与他势不两立,他身患疟疾,情绪很差,因为他和朱德五六年前开创的江西苏区,落入了来自共产国际的代表——德国人李德、还有对李德言听计从的追随者博古的手里了,1931年11月毛被解除了中央局书记的职务,接替这一职务的是周恩来,翌年周又取代毛当了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的总政委。在洋人李德和留过洋的博古、周恩来眼里,在二十八个半布什维克眼里,毛是个不折不扣的土包子,他的学历和眼界都不成。

  江西苏区这块贫瘠土地上的红米饭和南瓜汤越来越不够吃了,它又被蒋介石的10倍兵力重重包围。在对赤匪进行第一、二、三、四次和长征前的第五次围剿的四年中,蒋介石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南昌,他坚信赤匪在江西的气数已尽。

  1927年蒋介石的突然翻脸,让没有枪的中共吃了大亏。之后才有周恩来和朱德的南昌起义,之后才有井冈山的朱毛会师。毛带领的秋收起义的残兵败将大概有1千多人,朱也只有不到2千人。现在,要悄悄撤离过去几年赖以生存发展的根据地了。1934年冬天开始的长征是溃逃,是明知危险致命的全面大撤退。但愿蒋介石的炮弹和飞机不要发现并轰毁这支队伍。一方面军,也就是中央红军,开始踏上长征路的时候,大约有86000人,一年后的1935年10月抵达陕北时只剩不足6000人了。

  正因为是逃命,所以留下来的人基本上都得死。人人都怕留下来,怀着忐忑的心情,人们相互探询着:你走吗?……留守的名单终于传出来了,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的书里分析:因为毛的失势,毛的许多亲近的人都在留守名单上:弟弟毛泽覃和妻子贺怡(也是毛夫人贺子珍的妹妹),毛的湖南同乡何叔衡,被罢免的总书记瞿秋白,毛的支持者陈毅、贺昌,毛的另一个拥护者刘伯坚,……与毛关系的亲近,成了被留下的关键因素。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留下的人,活的,很少。

  一过于都河,毛便开始坐担架长征。担架是由两根坚韧的长竹杆和绳网组成的,轻便又有弹性,就象水手的网状吊床一样上下左右晃荡。红军的高级领导人躺在担架上长征的不在少数,包括邓颖超,长征的大部分时间,她都是在担架上度过的。担架上盖着油纸,这样,在细雨蒙蒙的山区,躺在担架上的人就能免遭雨淋,毛也因此可以在雨中睡觉和思考。这个时期,担架上的王稼祥和毛还有洛甫(张闻天)三人形影相随,王稼祥在整个长征途中都由担架抬着。

  担架上的毛、王稼祥和洛甫不久便取得一致意见,他们都认为应尽早要求召开会议,以解决长征领导权的问题。毛、洛甫和王稼祥3人被称为秘密“核心小组”。李德对于他们3人的担架密谋一无所知,不过他感觉毛同别人谈话这件事,对于他的领导是没有好处的。李德在他的回忆录里,抱怨毛四处活动,一会儿找这个指挥员谈,一会儿又找那个指挥员谈。

其实,这个40岁的坐在摇晃的担架上发表议论的毛绝不是什么乡巴佬,当时俄国人和中国的布什维克这样看他,只能说明他们的无知。毛的优势也并不在年长,虽然博古只有26岁,从18岁到22岁,博古在莫斯科呆了4年,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只有27岁,常驻莫斯科的王明也只有28岁。
  毛没有到国外留过学,但他智力过人、知识渊博、珠玑满腹,特别是他了解农民!而那些比他年轻的布什维克几乎都是中层知识分子出身,对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一无所知。可以这样认为,毛的智慧集马克思主义、中国哲学、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常识和中国农民意识的特点之大成,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只要毛悉心运用他的智慧,他就是无往而不克的!

  湘江一仗,从11月25日到12月3日,打了一个星期,是一场灾难。刘伯承在回忆录里写道:“虽然最终渡过了湘江,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大约一个月后红军到达遵义,所余兵力3万人。

  湘江战斗之后,周恩来更多地接管了工作,不过李德也并没有放弃他的领导权。22师师长周子昆冲出敌人包围回到司令部。李德把他臭骂了一顿,他说,周子昆的部下都没有了,他自己怎么会逃出来?为什么全师都消灭了,而他的妻子却和他在一起?李德说,周子昆应当受到军法审判并枪毙。他命令警卫人员把周子昆捆起来送往军事法庭。可是警卫人员拒绝执行。博古当时坐在房间里一声不吭。李德不会明白,红军指战员经过湘江一战的惨败之后,个个义愤填膺。这种愤慨很快转化为要求改变现状的强烈情绪。

  遵义。占领遵义后,本是花了很大气力准备在这里建立一个新苏区的。但是很快就发现,遵义地区经济落后,盛产鸦片,却没有多少粮食,所以很难维持一支需要不断扩大的军队。特别是,蒋介石觉察到了红军逃的方向,亲自坐镇重庆,并且调动了湖南的4个师、川南的2个旅和云南的3个旅,共有150个团大约40万兵力,用来对付到达遵义的红军的3万残部。

  在遵义建立新根据地的美好前景破灭了,越来越多的人站到了毛的一边,认为毛对博古和李德的批评是正确的。遵义会议的参会者,只有何克全(凯丰)完全支持博古和李德,他在莫斯科学习过,是个正统的布什维克,他不同意解除博古和李德的职务。何对毛说:“你根本不懂马列主义。你只读过《孙子兵法》。”最后,周恩来建议停止目前由博古、李德和他本人组成的“三人团”的领导。这个建议得到通过,据说并没有进行表决,整个会议没有一次正式表决。在另一项决议里,毛被选为领导核心——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不管纸上怎么写,大家都知道谁在当家了。

  1935年1月19日上午,红军在毛的实际指挥下撤出了遵义,与3个月前渡过于都河的力量相比,中央红军只剩下很少一部分军队了,丧失了几乎三分之二的人员和所有的重武器。然而长征的许多事情这才有了头绪。3月11日,毛与周恩来、王稼祥一起被任命为“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当然,毛在其中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在此之后的长征途中,李德就成了一个旁观者。

  与李德、博古的倡导正面作战不同,毛在长征中的计谋就是一个字:诈!兵不厌诈嘛。逃,就是要东躲西藏,东躲西藏的要领就是不能让敌人预知自己的行踪,毛总是选择出人意料的、几乎无法行走的路线。爬雪山、过草地都是为了躲藏到追兵几乎无法到达的自然环境恶劣的地区。

  蒋介石被搞得晕头转向,不清楚红军的去向。最令人费解的莫过于毛给9军团下的命令了,正当9军团迅速东进穿越贵州中部,抵达乌江北岸准备过江时,毛突然命令它停止渡江,原地待命。他让9军团停在那里好几天,摆开北进湖南的架势。……

  1935年6月25日的懋功会师,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毛有12年没见张国焘了,他们两人的关系过去就比较疏远。五年来,张国焘率领第四方面军作战,建立了一系列根据地。

  1935年38岁的张国焘,他的资历在共产党是首屈一指的。毛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时,张是北大的学生。两人都在1921年建立共产党的12名创始人之列。中共一大是张国焘主持的,张还是唯一见过列宁同志的中共领导人。在官方的史书上,张所取得的成就总是被低估。

  大雨倾盆而下,下午5时左右,毛及其一行走出暗褐色的帐篷,迎上前去,张国焘骑着一匹白色骏马,在十来名骑兵的护卫下,踏着泥路,泥水溅到毛一行人的身上。张身材魁梧,面孔白净,他翻身下马,走上前去和毛拥抱:张主席和毛委员! 红军欢呼起来,群众欢呼起来。两人登上讲台,毛致欢迎词。张作答。接着两人并肩进城,在喇嘛寺里举行了宴会。

  欢呼的人群不会知道,在高层——在骨子里――在浅浅的表皮下――流淌着另外一股情绪:敌意和猜忌。双方都对对方的人数提出了疑问。张国焘走到周恩来面前:“你们有多少人?”周天生是外交家,反问道:“你们有多少人?”张说:“我们有10万。”周回答说:“我们有3万。”周的夸张程度比张大。一方面军也就是中央红军,与江西时期比起来显然只剩下很少一点力量了――1万多人,战斗部队只有8千。四方面军比一方面军要多得多,战斗部队有8万。张的轻狂也许是他看到一支从江西苏区出发的86000的队伍被折腾得只剩下了8000,他在回忆录里引用朱德的话说:中央红军只剩下“一副没有肉的骨头架子”。

  张不象一方面军那样频繁转移,神出鬼没。与毛的军队一样,他杀富济贫,把粮食、鸦片、布匹、钱财分给穷人,并留下满足自己需要的部分。会师时他自己粮草充足,还能向面黄肌瘦的一方面军提供大量食物和布匹。李伯钊与陆定一合写了一首歌来纪念这次会师:
    一个英勇善战,
    不畏艰难;
    一个腹有良谋,
    运筹帷幄。
  头两句是写四方面军的张;后两句是写一方面军的毛。6月26日上午9时,两个方面军的领导人在两河口古老的喇嘛寺里举行会议。据张的回忆录,出席会议的有6名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国焘、朱德、周恩来、博古和洛甫。刘伯承和红军保卫局首脑邓发也在场,可能还有张的主要军事指挥员徐向前。
  周恩来主持会议。毛首先发言。他提议红军继续北上,并向东往甘肃和宁夏方向移动。张对毛的甘肃―宁夏计划提出两个替代方案。一是进一步扩大川北、甘肃和西康的现有根据地;二是穿过甘肃走廊,向位于大西北的新疆挺进,到那就有可能与边界那边的苏联取得联系。
  8月初,分歧一时解决不了,双方达成妥协,先搞一个军事计划。把部队分为左、右两路军,两个方面军混编,使左右两路军都有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部队。成立一个混编的指挥部,由朱德任总司令,张任总政委,刘伯承任总参谋长,这3人组成的最高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一方面军的5军团和9军团编入了左路军。右路军也是混编组成的,先头部队是林彪的1军团,彭德怀的3军团。毛、周恩来、王稼样,还有洛甫、博古、李德和中央直属队编入右路军。左路军向阿坝前进,右路军向巴西前进。
  蒋介石也警惕起来了,他开始调动部队。
  9月3日,张国焘拍电报给右路军,说他在阿坝被阻。白河的洪水使他的部队无法继续北上。他建议部队南下!
  张的电报触发了长征中最严重的政治危机。电报被认为是张的一个野心,企图将共产党的全部兵力置于他的控制下。毛召开了中央委员会会议,发报给张,要求他继续北上,服从中央的决定,毛1960年对埃德加•斯诺回忆说,那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毛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可能在这短短的一刻丧失殆尽。因为天亮之前,红军也许就要自相残杀了:张的8万对毛的8千。
  9月9日上午,张国焘给他的心腹——右路军总指挥陈昌浩发了一份密码电报。电文本该由陈昌浩亲自译出,但他正在一个政治会议上发言,电报遂由一名译电员译出交给了参谋长叶剑英。叶剑英没看那份电报而直接带到了会场。陈昌浩在台上说:“等会儿,你没见我正忙着吗?”
  所以叶剑英就看了一眼电报,立即嗅出了它的重要性。
  这份电报的电文至今未公开,但中国的党史专家们经常引用它。电报的主要内容是命令右路军改变方向南下,重新穿过草地,和左路军会合后再召开会议消除分歧。电文里有一句关键的话:“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叶刽英借口上厕所,转身来到200米开外的毛的办公室,把电报交给了毛。毛抄了一份,对他说:“你干得漂亮。” 叶回到指挥部,陈昌浩还在台上讲,会议仍在进行。叶机灵地把电报给了陈昌浩的秘书。
  陈昌浩一点也不担忧,他不觉得需要特别警惕:毛只有那么点人,成不了气候。但许世友发现毛的队伍连夜逃了!许给他打电话,要去追,陈拿着听筒回头对徐向前说:“出了一件怪事,一方面军突然擅自开拔了。我们是不是派部队追上去?”徐向前回答说:“你见过有红军打红军的吗?”徐向前的话在以后的70年中,一再被引用。这是共产党历史上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刻。徐和叶为避免一场红军之间的大厮杀立了功。
  陈昌浩没有派战斗部队,而派了红军大学的一个学生团去追,其中有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李特是留苏学生,曾在列宁格勒学习过,习惯挎一把大左轮手枪。年轻的红大学员们举着写有“反对毛泽东逃跑”字样的标语旗。毛对他们说,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想南下的,请便;愿北上的,也请便。绝不强迫。毛刚刚讲完,李特跳了起来,大声指责毛犯了“逃跑主义”和放弃江西苏区等罪行。

  毛委员北上,张主席则南下了。究竟谁是逃跑主义?不知道。

  张南下后的的第一个行动是把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从毛的手中夺过来。他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毛集会,宣布成立民族独立特别政府,宣布党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为非法。1935年10月5日,他宣布成立了新的临时中央委员会,他本人为总书记。

  下一步要去哪儿?毛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想法。是的,北上。只是笼统的方向。整个长征都是这种情况,毛自己大略地知道他要去的方向,但没有具体的目的地。后来他越来越确定陕北有一支共产党的队伍和一块苏维埃根据地,他的朋友刘志丹还活着!……这个有关去向的重大问题在长征开始一年以后终于得到了解决!1935年10月毛泽东在榜罗镇公布了他与陕北红军会师的打算。朝着刘志丹的根据地进军,脚下还有大约1千里路,身后还有不足6千人。毛终于有了家!从此革命不再是退却,不再是连下一步逃往何方都不知道的东躲西藏。

  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的长征结束了。长征开始时,有86000人,结束时只剩下不足6000人,而且没什么士兵了,都是军官,剩下的是“没有肉的骨头架子”。究竟牺牲了多少人,恐怕永远也搞不清楚,因为征途中,红军在不断招募新兵、充实力量。招募新兵叫做“扩红”,从江西苏区出发前就是要具体落实到人头上的,有指标,每人需要完成多少“扩红”指标,是有硬性的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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